安龙，地处贵州西南部，早在一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安龙这片土地上，就已经有人类活动。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古老的文明，留下了观音洞、铜鼓山菩萨洞等古人类遗址。

明代以前，由于史料的匮乏，县境历史记载较少。明代以后，随着中原文明的传入和中央强化西南地区的统治，改土归流、强化教育，特别是永历朝廷播迁安龙和南笼厅、南笼府、兴义府、安义镇等政治、军事机构的建立，逐步确立了安龙在黔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集中涌现了范文安、李琼英、景寿春等一批本土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也上演了“十八先生之狱”“石门关大战”“南笼府布依族人民起义”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安龙是贵州省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一部安龙古代史就是一部贵州西南地区的古代发展史。

一、古人类在县境的活动

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早在一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县境应有人类的活动，其中较为著名的是龙广观音洞和铜鼓山菩萨洞古人类文化遗址。龙广观音洞和铜鼓山菩萨洞古人类文化均属旧石器时代晚期，与半坡氏族、河姆渡氏族等遗址在时间上大致相同。

1．龙广观音洞古人类文化遗址

龙广观音洞古文遗址位于龙广镇七星村平广寨北的一个小峰南侧，距安龙县城37千米，系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当地人称为“先人洞”。观音洞地处槽谷型盆地中的一个溶蚀残存的小山上，洞口高12米，宽约20米，斜深约15米，南向，高出盆地面约20米。洞口西则有一穿洞，高8米，宽5米多，向里斜伸5米处有一天窗，20米处有地下水渗露。整个洞穴通风向阳，干湿适度，适宜远古人类栖息生存。

1985年3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古文化遗址。遗址堆积平面略呈三角形，近棕色，面积约200平方米，厚3米。初分为9层：表层为石灰华钙板覆盖，第7、9层为灰烬，厚度分为10～30厘米。除表层外，各层均含有不同程度的文化遗物。出土文物有石制品40余件，骨器7件，动物化石10多种，并有大量动物骨片和用火遗迹。用火遗迹有灰烬、烧骨和炭屑。大量的灰烬遗存，证明当时人类不但会用火，也会保留火种；而螺壳化石数量之多，在贵州同期遗址中为罕见，反映了当时生活在观音洞的人类，在进行狩猎与采集的同进，也向水域捕食。

观音洞古文化遗址的文化时代为旧时器时代晚期，距今1万多年。1985年11月2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龙广观音洞古文化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国务院公布龙广观音洞古文化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铜鼓山菩萨洞古人类文化遗址

铜鼓山菩萨洞古人类遗址位于招堤街道铜鼓井村南约4千米铜鼓山南侧，系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洞呈岩厦状，向南偏西，高出地面约50米。洞高5.5米，宽10.8米，进深5米，面积约50平方米。1983年发现并发掘。文化层以棕色及褐色为主，厚约1.5米，分3层。获石制品2000余件。有石核、石片、石锤、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哺乳动物化石均为碎骨片，含5片鹿角和2片食肉类动物头骨等。化石中烧骨占一半，为用火证据。文化性质与兴义“猫猫洞文化”颇为相似，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洞外坡脚拾得磨制石锛1件，器体上保留有打制疤痕，表示其晚期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铜鼓山菩萨洞古人类遗址系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龙县境除龙广观音洞古人类遗址和铜鼓山菩萨洞古人类遗址外，还有招堤街道廖家湾福洞遗址、海子镇陇桥坡地遗址、戈塘镇香车河村张家洞遗址、普坪镇胡巷村落步桥观音洞遗址、新桥镇木科村过凼干洞遗址、洒雨镇免底村下花大洞遗址等多处古人类遗址，均被列为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众多的古人类遗址表明，县境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大量的人类活动并创造了古老的文明。

二、古夜郎文化

据《兴义府志》《安龙县志》等史料记载，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今安龙县境属古夜郎国辖地。西汉建元六年（－135），汉武帝遣唐蒙沿牂牁江通夜郎，说服夜郎侯多同降附，于今盘江流域置夜郎县，今县境为其辖地。元鼎六年（－111），夜郎侯入朝，以其地置牂牁郡，今县境为其辖地。元始四年（4），王莽改牂牁郡为同亭郡。东汉建武元年（25），复牂牁郡县原名，今县境隶牂牁郡。蜀汉建兴元年（223），牂牁太守朱褒反；三年（224），蜀汉丞相诸葛亮平服朱褒反叛，析牂牁郡置兴古郡，今县境为兴古郡辖地。东晋太宁三年（325），宁州刺史尹奉析兴古郡置西平郡，在今县境置义成县。南齐永明三年（485），裁义成县，今县境为西平郡辖。梁代，东爨乌蛮占据今县境。唐武德四年（621），东爨乌蛮内附，于盘江流域置西平州，为羁縻州，今县境隶属。唐太宗贞观八年（634），改西平州为盘州。天宝十年（751），东爨乌蛮叛附南诏，自号于矢部，废除盘州。

春秋战国至汉唐，我们的先民于今安龙县境留下了神秘的古牂牁、古夜郎文化，特别是羊角钮铜钟和青铜剑等大量文物有县境的出土，为我们揭开古牂牁、古夜郎文化文明的神秘面纱打开了一扇窗。

1984年6月，在南盘江北岸停西乡施工中，于3米以下土层中出土羊角钮铜钟1座。该铜钟形似半截橄榄，上细下大。顶端有两片羊角形扳纽，中空、底部横截面呈椭圆形，以青铜铸造，高38厘米，重7.5千克。据贵州省博物馆初步鉴定，羊角钮铜钟声音洪亮，音质纯净，是一种古老的民族乐器。该钟从质量、形制和纹饰来看，与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羊角钮钟相似，推断其铸造年代为战国时期。据考古资料记载，羊角钮铜钟多发现于我国云南、广西及越南北部，在贵州省出土尚属首次。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百越族生产比较发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南盘江流域是百越族活动的地区之一。羊角钮铜钟在县境的出土，对于研究安龙乃至盘江流域先秦时代的民族交往、民族文化等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1983年，有人在县境招堤后之魁星山上溶洞中掘出青铜剑一枚，剑长26厘米、重150克，剑柄长约10厘米，剑身呈青绿色，有光泽；剑中部有“一”字格，剑柄和剑背有匀称的几何图纹，全剑系青铜铸造。据初步鉴定，县境出土的青铜剑与普安县铜鼓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剑相似，其铸造年代为西汉时期。

其后，文物部门又先后在栖凤街道幺塘、龙广镇七星等地出土或征集到了一字格曲刃剑、扁圆茎空手首无格剑、“T”形茎一字格青铜剑等青铜器具，经鉴定铸造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大量的珍贵文物在县境出土，表明县境在春秋战国至汉唐时期，已有普遍的人类活动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有的文明依然埋没于地下，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和深化。

三、安龙作为黔西南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与发展

宋代以后，随着人员的聚集，安龙县境开始设置军事、政治机构，并开始建设城池，到明代末期，安龙已经发展成为黔西南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南明永历朝廷由广西经云南播迁安龙，改安隆千户所为安龙府，安龙由此成为全国抗清的政治、军事中心。有清以来，随着改土归流深入，南笼厅、南笼府、兴义府和安义镇等政治、军事机构在县境的设立，安龙作为黔西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1．安龙建城历史开始与军政机构在县境的设立

据《兴义府志》《安龙县志》等史料记载，南宋理宗宝佑元年（1253），于今县城东北7千米处的干龙洞置安隆洞，隶广西泗城州。安隆洞的建立，标志着今安龙县境有了政治、军事机构建置的雏形。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于今安龙县城西区九峰山上置棂钵寨。明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征讨云南的右副将军沐英留镇滇黔，奉诏自盘江至大理每30千米设一堡，留军屯田，于今县城老城区置陵元堡，筑土城。洪武二十三年（1390），明朝政府在今县境置安隆守御千户所，辖花障、阿能2甲地共36寨，所置设于今安龙县城老城区南门上，隶贵州都司，安龙建城历史自此开始。明朝卫所兵制规定，在卫之下设置千户所，以千户为长官，驻于重要府州，统兵1120人，分为10个百户所，统隶于卫。自公元1390年建立安隆守御千户所，直至明末，今安龙县境均为安隆守御千户所建置。而安隆守御千户所，不隶卫而直隶于贵州都司，可谓安龙当时地位之突出。

安隆守御千户所在县境的建立与所署的建设为日后永历朝廷播迁安龙建立陪都，以及安龙在黔西南地区中心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永历朝廷播迁安龙与安龙中心地位的初步确立

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南明永历朝廷从广西经云南播迁至安龙，改安隆千户所为安龙府，安龙由此成为南明朝廷和全国各族人民抗清斗争的政治、军事中心。据有关史料记载，永历朝廷播迁安龙期间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活动：

一是提升安龙抗清政治中心地位和声望。永历六年（1652）正月二十五日，永历朝廷朱由榔一行从云南广南出发，二月初一日到达呼马（今广西隆林县天生桥镇），次第经过扁牙后，渡过南盘江，从板屯（今栖凤街道者干）、板桥（今栖凤街道板江）、峒沙（今栖凤街道洞洒）。二月初六日，永历朝廷君臣50余人到达安隆所城。永历帝到了安隆所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安隆所为安龙军民府，实行军政合一地方政权体制，安龙由此成为永历朝廷的京畿之地。

二是整肃吏治，修补正统权威。永历帝在安龙理政4年，整肃吏治，培植亲信，试图中兴明朝统治，抗击清兵南下。永历八年（1654），在安龙发生的“明十八先生之狱”，就是永历朝廷征召李定国入卫安龙，强化朝廷对抗清力量的节制，引起孙可望的忌恨，屠杀永历朝廷吴贞毓等18位大臣的恶性事件。

三是奖挹良臣，开科取士。永历朝廷入驻安龙之初，即设置考试院和庶常馆教学机构。永历六年（1652）十二月，永历帝依祖制，临轩亲试，考选了一批官员，其中就有后来积极征召李定国入卫安龙，而被孙可望杀害的“明十八先生”蒋乾昌等人。永历八年（1654）二月，永历帝在安龙文华殿开科取士，这是永历朝廷第一次在安龙举行的会试。经过策论等考试，取士48人，这些人后来成为永历朝廷倚重的中坚力量。

四是下诏调整地方建制，以拓展抗清动力。永历八年（1654）正月，永历帝整顿地方政府，下诏改云南府为云兴府、改辰州（今湖南沅凌县）为沅兴府、改沅州（今湖南黔阳县）为黔兴府；十一月，又诏改安隆州（今广西凌云县）为府，改都康（今甘肃康县）、万承（今广西大新县龙门镇）、安平（今河北安平县）、龙安（今广东龙安县）诸州为府。上述封诏表明，时在安龙的永历朝廷仍然控制着湖南、甘肃、广东、广西、云南诸省全部或大部地区。

五是感化郑成功，台湾未旁落异族。永历六年（1652）六月，朱由榔在隆武帝朱聿键赐郑成功朱姓的基础上，封朱成功为漳国公。永历八年（1654）七月，又遣内臣至厦门岛，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称郑成功为“国姓爷”。郑成功后来收复台湾岛，以台湾岛、厦门、金门和澎湖列岛为基地，坚持抗清斗争，拥朱由榔永历年号为正统，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统一台湾。

六是大兴土木和建构地方文化。永历六年（1652）五月，永历帝朱由榔动用安龙府（原安隆所）库银，命工部在府城西关街修整各公署。不久，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公署初具规模，为安龙日后城市建设的进一步扩展奠定了基础。

永历朝廷在安龙时间虽然短暂，但却十分重视教育，建官学国子监，强翰林院，建立安龙府学宫，教化苗童。清康熙南笼通判张士佳《建南笼厅学文移碑》详细记载当时安龙府学的规模：“敷设大成殿、启圣祠、大成门，大成殿内供奉孔子牌位”。

南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李定国率军赴安龙，奉永历君臣离开安龙进入云南，安龙作为南明朝廷陪都的历史自此结束。永历朝廷在安龙期间虽然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以及所依附的大西军内部矛盾重重，再加上明末以来战乱和灾祸不断、苛税繁重，人民渴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休养生息，清政府也及时改变入关初期的屠杀、镇压政策，采取一些比较缓和的招抚策略，南方各省各族人民群众对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逐渐失去信心，永历政权作为南明时期的最后一个政权，离开安龙5年后全面溃败，最终覆灭。

永历朝廷播迁安龙建立陪都近4年时间，改安隆千户所为安龙府，设立教育和考试机构，开科取士。追随永历朝廷来到黔西南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或在永历朝廷任官，或在永历朝廷离开安龙后，隐居山林，教书育人，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引入偏僻的黔西南地区，黔西南地区由此出现了教育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潮，使安龙一举成为全国抗清斗争的政治中心和黔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3．改土归流与安龙在黔西南地区中心地位的巩固

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清廷加快统一步伐，命明降将吴三桂、洪承畴加快对盘踞在西南地区的南明政权进行围剿与镇压。六月，清军大举进攻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和贵州。十一月，清将卓布泰在安龙府城南凉水井一带击败南明守将李成爵，攻取安龙府，改安龙府为安笼所。清政府收复黔西南地区，为统一全国、强化西南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顺治十六年（1659），清政府改安笼千户所为千总，设安笼游击驻所城，直隶于贵州提督，安龙军事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康熙四年（1665），清政府裁撤安笼游击，在县境建安笼镇总兵，直隶于贵州提督，安龙成为贵州省境4个兵镇之一。

康熙六年（1667）十月，清政府裁撤安南、安笼二所，设南笼厅，驻故安南所城（今晴隆），隶贵阳府。康熙十年（1671）十二月，贵州巡抚曹申吉改南笼厅隶安顺府，通判移驻安笼所城，即今安龙县城。

安笼镇、南笼厅在县境的建立，为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强化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在黔西南地区建府设县奠定了基础。但就在此时，叛降清政府的原明山海关守将、清平西王吴三桂因不满清政府裁撤三藩，悍然发动“三藩之乱”，叛离清政府统治，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攻陷南笼厅及广西泗城土府，今安龙县全境悉数落入吴三桂叛军之手。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初一日，清政府派平南将军赉塔率军渡过南盘江，以5万兵力在南笼厅城南石门关攻破吴三桂守将周应龙、何继祖的阻击，收复南笼厅。

清代雍正以前，今安龙县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广西岑氏土司的管辖范围。土司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土官则有其名却行土司之实。雍正皇帝为打通西南三省腹地的交通线，以加强对这一地区控制，沿用明朝时期和顺治、康熙一脉相承的改土归流政策，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和广西三省总督，大规模对这一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司制度，改为清政府委派的流官直接进行统治。雍正二年（1724），诏议滇黔桂接壤的协、营及土司受安笼镇总兵辖制，安笼镇受三省提督节制。雍正五年（1727）五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工部侍郎李绂、广西巡抚韩良辅相会于南笼，议划广西、贵州界与“改土归流”，议定南盘江为黔桂两省分界线，江之南属广西，江之北属贵州。同时上疏朝廷，请准削除岑氏土司世职，岑氏土司对南盘江流域的管理自此彻底结束。七月，清政府裁定原西隆州所属罗烦、册亨，泗城府所属上江、长坝、桑郎、罗斛等地均在江北，割隶贵州。以18甲新设永丰州，并设罗斛州判和册亨州同隶永丰州，升南笼厅为南笼府，以永丰州隶之。经吏部核准，福建晋江人黄世文成为南笼府第一任知府。同时，为加强对盘江流域的军事统治，鄂尔泰还奏请将安笼镇划归贵州提督节制，扩大编制，总兵驻府城，增设长坝、永安、普安3个协营。南笼府建立后，府设同知、通判、经历、教授等官职，州设知州、州判、州同、教谕、训导等行政官员，均由朝廷统一调配，一改过去当地土司割据一方，朝廷授予相当官职的土官制度，中央政府政令得以直达地方，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统治，强化了国家的统一。

改土归流是一次深刻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改革，触动了一些土司的利益，激起了一些土司头目的反抗。雍正六年（1728），西隆州八达寨土目颜光色谋反，安笼镇总兵蔡成贵调集重兵在南笼土练的配合下，平息了这次叛乱，巩固了清政府在黔西南地区的统治。

改土归流之后，土司占有的土地大部分收归国家所有，只有少部分“私田”作为其生活用地。赋税与地租分离，赋税由政府征收，地租仅是“私田”的收入和少量“公田”的附加。农奴对土目的人身依附逐渐解除，等级界限日渐打破。此后，湖南、四川、广东、广西及本省遵义、思南等地汉民纷纷移居南笼府，大多数贫苦农民前来租垦荒山，少数城镇商人和手工业者或开设店馆进行贸易，或建立作坊从事手工业生产。后来，这些“客民”中的富户买田置产，放贷收息，成为新兴地主。领主经济逐渐破坏，封建地主经济逐步形成。

随着大量民众的涌入，安龙作为黔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逐渐繁荣起来。为进一步加强对黔西南地区的统治，南笼府官吏在强化军事力量的同时强化文化教育，雍正九年（1731）在府署后侧建南笼府试院，乾隆十二年（　1747）在城北海潮寺前建九峰书院，奏请朝廷增加南笼府文生、武生名额，南笼府城教育得到长足发展，集中涌现了范文安、李琼英、景寿春等一批本土知识分子，出现了黔西南地区教育文化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对后世影响巨大。同时，南笼府地方官吏还加强府城城市建设，于乾隆七年（1742）扩建南笼府城，府城周长达到4010米、高5米，建城门5座，成为黔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

4．王囊仙起义与安龙在黔西南地区中心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改土归流之后，满汉官吏执掌地方政权，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清政府推行“以夷治夷”政策，仍然使用一些土舍、土牟作为封建基层统治工具，满汉地主和商人与这些土官勾结在一起，使用各种手段盘剥贫苦农民，民族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原来土司制度中的农奴对土目的人身依附逐渐解除，等级界限日渐打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开始觉醒与反叛。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双重压力下，激起了县境布依族人民的反抗，其中以清嘉庆年间发生的王囊仙起义规模较大、影响较为深远。

王囊仙起义，又称“嘉庆南笼府布依族人民起义”，发生于嘉庆二年（1797）正月初五日，以王囊仙、韦朝元、王化明、韦抱堵为首领，聘汉族知识分子桑鸿升为军师，以幺塘洞洒、当丈为基地，发动布依族人民起义。起义军建立自己的军、政、巫等机构，先后攻克册亨州同，包围永丰州（今贞丰）、新城（今兴仁）、黄草坝（今兴义）、捧乍。安顺府属之永宁（今关岭）、归化（今紫云），贵阳府属之广顺（今属长顺县）、长寨（今长顺）、字番（今惠水），大定府属之威宁、黔西、平远（今织金）等地布依族、苗族、彝族人民也举起义旗，参加起义，军锋直指贵阳，省城戒严。南笼起义的烽火震惊了清廷，嘉庆皇帝亲自布置，命云贵总督、贵州巡抚冯光熊派重兵予以镇压。在清廷的重兵镇压下，起义军寡不敌众，于当年八月全面失败。王囊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的烽火给“康乾盛世”后的清朝政府敲响了警钟，迫使清廷对黔西南地区各族人民采取怀柔政策，以缓和日趋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政治上，酌减把事、土舍、亭长以杜科累；在经济上，迫使统治者蠲免兴义府及所属各州县应征秋粮12960石，等等。

九月，清廷改南笼府为兴义府、改永丰州为贞丰州，设兴义县于黄草坝；十月，改安笼镇为安义镇，增设册亨营。清朝政府对黔西南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怀柔政策使得人民得到一定的休养生息，安龙作为黔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此后，在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闭关锁国的隆隆炮声中，直隶南皮人张锳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出任兴义府知府。张锳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出任兴义府知府十余载，修试院、建书院、纂府志，鼓励广大士子勤勉学习，在艰难与困苦中将贵州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其子张之洞随父在兴义府生活、学习，吸吮盘江水茁壮成长，用贵州大山精神的坚韧与挺拔，在国家危难之时走出贵州大山，建工厂、兴洋务、办书院、修铁路，以书生帅才战胜法国侵略者，为满清政府的中兴与民族的独立，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为中国近代教育、工业和外交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成为一代名臣。

安龙的古代历史就这样在张氏父子的脚步声中渐渐远去，历史的脚步以其不可逆转的铿锵力量走进一个新的时代。